摘要：顾雏军案正是一些官员向其索需而不得进而恼羞成怒的结果。 ...
同时，货币供应量增速仍高于GDP增速。
这样的情景可能性很低。此外，如有必要，银行可以拍卖抵押品回收资金。
由于监管套利肆虐（银行借此寻找漏洞规避不利规则）和信用市场分裂，货币利率稳步上升。以中国的高杠杆率为例，许多人认为，这将成为引发危机的重大因素。基于这些考虑，如果认为中国的债务占GDP比，确实构成了金融稳定的巨大威胁，还存在一个问题：危机是否可能发生。并且中国的储蓄率要高得多。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4. www.project-syndicate.org 进入 余永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崩溃论 。
对中国的悲观预测，在过去30年来早已见怪不怪，没有一个成为现实。与此同时，产能过剩却让资本回报快速下降。为此，政府必须主动控制市场扩张的限度，保护社会免遭市场的侵犯。
与此同时，还对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起各种游说活动。必须高树公平正义这杆社会主义旗帜，以观念凝聚共识，以主义的旗帜汇聚力量，去压倒特殊利益集团，去拆散旧既得利益格局。新崛起的民营资本集团及外国资本集团，因其拥有在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技术，加之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将其政治合法性转而建立在经济发展上，所以，这两个集团在社会中也占据着强势位置。政府通过指导性政策一直在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特别是低收入者收入比重。
一是社会保障体系在不断完善。这应该是2010年以来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的主因。
对此，发达国家国有部门私有化的教训或许能让我们思考更多些维度。这说明，无论是人均收入差距还是城乡收入差距，近年均已出现了收敛的趋势。因此，中国当下要想从治本意义上解决分配公平性问题，也必须有一场旨在约束资本的社会保护运动。[7]参见［美］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4页。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各级政府对跨国资本投资的渴求，使得跨国资本随时都可以退出相要挟具有单方面的强势地位，并反过来以此强势地位影响政府决策。通俗地讲，就是你付出的可控性努力越多，你预期所分得的报酬就应该越多。格罗斯曼等在研究利益集团问题中也注意到，[3]有一类对象范围小的政策会引发多维的矛盾。但即使如此，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迅速增加，政府必须要转变职能重点。
世界银行对于如何突出既得利益者重围也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思路。[3] 参见G.M.Grossman, E.Helpman,Special Interest Politic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1。
其思路对于当下中国分配性改革进程中防止利益集团干扰也很有启发性。（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4年第二期） 进入 卢周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既得利益集团 。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在当前环境下，国企面临声誉机制(Reputation system)约束：即国企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支柱这一名声，加之全媒体时代强有力的舆论监督，迫使国企不得不自我约束其腐败与滥用行政垄断地位行为。第二是通过组织在华商会，集体表达自己的利益。不拥有房地产或仅拥有自住房产的个人，是被资本市场排斥在外的。由此看来，收入差距仅仅是决定社会公平与否的诸多维度之一，尽管是很重要的一个。2010年以来，各地普遍提高一线职工工资水平。突破既得利益者重围、再杀出一条血路，这样的提法可以调动情绪，但如果策略运用不当，结果未必如愿。
然而，《意见》出台至今，并没有如期平抑社会对于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关注和争议，反倒是《意见》本身，波澜不惊，引发的反响远逊如预期。而要在很多人中间要形成统一意见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实施有效的监督远非轻而易举。
那么，不民营化，是否可以通过提高现在的国有企业利润分红比例解决公平问题呢？当然可以。所以，对这些行业进行拆分显然不符合实际，不符合产业发展方向，也不符合一般经济学原理。
而且，这是一种涉及到存量的改革，用主流学者的话讲，就是要向既得利益集团开刀。因为好处集中给了少数受益者，成本却落到每个人的头上。
世界银行2005年建议中国国企分红的报告，主要国家国企分红比例的确远高于中国。于是，工人和农民中酝酿着愤怒情绪及跃跃欲试的战斗欲望。而邮政民营化则变成了一出耗资770亿日元的宏大闹剧。而公营企业私有化后，垄断地位使其仍然没有成本压力，但同时却有了获利冲动，因而会滥用垄断地位。
收入分配改革因其是最直接的利益格局调整，容易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而如果把所有方案打包一揽子推出，根本不会给反对者以感受压力和采取行动的时间，因而可以大大降低改革的阻力，使改革得以推进。
注释： [1] 参见[美]约翰·罗默尔：《市场经济下取得平等前景的思考》，《比较》第25辑，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看来，民营化至少不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这点可以确认。
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即不偏向任何利益集团，而把中心关切指向经济增长。在社会管理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协调全社会利益关系又是当前优先考虑。
这种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其前提必定是成功地运用选择性刺激和人数控制的方法克服了形成集体行动的两大障碍：人们普遍怀有的搭便车心理和理性的无知。这其中，让劳动力、土地等也进入市场，任由资本摆布，就是资本与市场入侵社会的最突出例子。在这些人眼中，他们自身所处的在中国改革中率先富起来的阶层，不仅不是既得利益者，还是受既得利益者之害的群体。四、治本之道是需要一场社会保护运动 当前，中央政府正在将已经出台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进行细化，然后将责任落实到各部门，试图通过此真正扭转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
2011年，全国共有25个省区市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2%。美国由平等主义引领的第三次觉醒运动中出现了一种新的道德伦理，其标准是条件平等而不是机会平等。
三是向农村与农业的转移支付急剧上升。参见Lindert,P.H.(1996), WhatLimits Social Spending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3:1-36 [6] 参见［日］大前研一:《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译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否则，市场威胁社会而造成社会的巨大反弹，而且这种反弹可能会对追求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努力造成更大的致命伤。2003年10月，英国政府最后决定，废止铁路改革法案，从私营承包者手中收回所有铁路维护权。
